梁勇

李约瑟先生毕生耗费大量精力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他的煌煌巨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难题。就是为什么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中国科学技术保持者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而十六世纪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迅速落后与西方。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先生提出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的难题，是一个全世界关注的课题，世界上不少杰出的科学家、汉学家，都对此阐述过自己的见解。恰恰是我们中国有那么一些科学家，不是从历史的发展中动态地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在16世纪以后落后的原因，而是否定中国古代15世纪以前“科学技术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1卷3页）的历史事实，认为中国古代领先于欧洲的只是技术，“而没有科学”。笔者在《爱因斯坦也会有失误》一文中，已经对此略作考辨，我认为，李约瑟先生关于“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的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史家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得出的严谨的科学结论。

那么，为什么16世纪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步落后于欧洲，落后于世界呢？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8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六位专家集体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专门设有一节，集中探讨了“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原因”。其中引用了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如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从几个不同侧面分析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其中虽然有些观点未必能够自圆其说，但是，也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他首先从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和科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人类社会和个人关系长期是中国学术的中心，其中心点不是人对自然的征服。”这虽然是从一般现象上剖析原因，但确实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还认为“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定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系统有关，”而且“这个逻辑弱点的基础是汉文字形的性质。”

把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文字，这曾经是国外不少学者的一种观点。比如波德麦、斯图泰琬等西方学者都就这一问题发表过论述。李约瑟教授也承认中国的文字系统和科学技术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一因素不能解释中国曾经利用这种文字在15世纪以前创造过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成就。

费正清还论述了“妨碍科学发展的经济的与社会的背景”，他说：“国家垄断了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因此每当个人企业由于应用机器和发明而可能成为大规模企业的时候，即为国家所不容。”另外，“人力的充足供应，不利于采用节省劳动的机械方法；”“官吏阶级的主宰地位……使任何革新计划，除非是在他们的卵翼之下，”还有，“中国的规章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曾经在许多世纪之内发展了规模宏大的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连续性已经形成了惰性，积重难返。”

费正清还认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脱节，也是影响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

费正清教授的观点，有些可能是受李约瑟教授的影响而产生的。其中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分析，是这两位国际汉学大师对这一问题较为深刻的一种共识。同时，他们也都承认，回答中国16世纪以后落后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为，从科学发展的规律方面来回答这个难题，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技术的产生有两个主要的动力源，一是劳动的需要和劳动经验的积累；二是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推动；

而科学的产生需要在大量劳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知识型人才的科学思考才能完成。反过来又对劳动产生巨大的推动，促进技术的进步。

14世纪以前，在人类印刷技术广泛应用之前（不是这种技术发明的时间），人类的科学发展是十分缓慢的，知识的积累往往需要很长的周期，知识的传播也很有局限性。由于中国较早的产生了人类文明，众多的人口、长期统一的国家体制，便于劳动经验知识的传播和积累，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对比较先进，尤其是在许多技术领域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事实。

15世纪以后，人类的知识积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庞杂的知识体系，知识的门类增加，知识的传播，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和交通的便利而加快，知识的更新也在加快。在各类知识的基础上产生的科学日益丰富。多种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的生产技术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使人类的技术从传统的“经验传承――工具变革――改进――产生技术”的模式，走向了“科学理论带动技术跳跃发展的”新时代，促进技术多领域的巨大变革。恰恰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开始形成重视知识、重视科学的社会共识，这种社会背景产生了弗郎西斯·培根这样的一代科学社会学的巨匠。他的科学巨著《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一书，揭示了科学对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他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力量在于大众的认知“等名言，成为17世纪初欧洲科学发展的号角。

而15－16世纪的中国，却正是封建制走向专制时代的开始，专制政治和专制儒学成为统治中国知识领域的主体。在这种政治和学术体制下，可以说一切由统治者认可的知识发展，都是围绕儒学这个核心进行的。而作为生产技术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却被国家体制排斥在知识分子的学识之外。从政治体制和人才的俸禄机制上、甚至从治学的价值取向上，遏制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欲望。正如费正清所说的那样，中国的读书人“一旦穿上了长衫，他就抛弃体力劳动，……用双手工作的都不是读书人。……这种手与脑的分家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先驱者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技术进步只能继续靠简单劳动者的经验积累来缓慢的发展，几乎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科学理性的技术大变革。欧洲式的“经验积累――知识人才的理性思考――产生科学――推动技术大发展”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在中国不可能形成。从事简单劳动的下层劳动者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不可能创造出科学的理论；而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读书人，都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把精力用在儒学的诠释、解析和背诵等科举之需方面，甚至耻于研究下层劳动者才关心的技术或技艺。生产技术和技艺积累，得不到科学的思考，不能产生科学的理论，自然也就不可能推动技术的广泛跳跃式发展。

反过来审视一下13世纪的中国，恰恰是元朝统治者在学术领域的巨大的开明，造就了大批知识分子多元化知识追求。一些有作为的学者不再执迷于科举仕途，而是通过治学来实现人生的价值，所以在这短短的90年终，不仅产生了元曲、杂剧丰富多采的新艺术，而且产生了李冶这样远远超前于欧洲的数学巨匠，产生了一大批传世的科学和生产技术的论著。甚至一些地位显赫的政治家也成为科学技术大师。诸如郭守敬、刘秉忠、真定瞻思〔沙克什〕、忽思慧等元王朝的达官显贵，同时都是那个时代杰出的科学家或技术学家。这种政治背景恰恰与16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认真研究13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仅可以解释15世纪之前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西方的原因，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15世纪以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无疑是中国科学技术从明代迅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只是一个视角，是对其中一个因素的剖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