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勇

新闻背景：

一个12岁少年，其母从四川远嫁河北巨鹿，与其父结婚8年后，回到四川再婚，少年不堪继父4年的虐待，历经坎坷，只身逃回父亲原籍巨鹿。

梁勇点评：

这一事件，表面上看，反映了一个不幸少年千里寻找亲父的感人的艰辛坎坷经历，而从社会学视角，至少给我们两点警示：

第一，12岁少年千里寻父的艰难经历和无助的历程，拷问我们对不幸少年等真正弱势群体社会救助体系的能力。

一个12岁的无助少年，乘火车，坐汽车，坐错车，被偷窃，露宿街头，竟然没有想到向我们的社会救助机构求救，也没有得到任何社会救助，没有受到乘务人员的关爱，却遭到一些乘务人员的怀疑，被视为恶意逃票的小无赖。

这一方面说明，在缺少社会信用体系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即使有很多善良的人，也对这个真正需要救助的孩子充满怀疑，加上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很不完善，因为孙志刚案件而迅速修改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其初衷虽然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尊重流浪乞讨人员的自由，但涉及到一些确实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却显得如此无能为力。

我们的公共服务组织和交通运输企业的服务人员，为什么没有给这个孩子起码的关心和救助？确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12岁少年千里寻父的经历，呼唤社会的信任和关爱。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确实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和起码的爱心。

第二方面，我国的社会事实上存在的女性假婚嫁“放鹰”骗财的重婚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重婚生儿童身心的伤害。公共安全机关对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都给予高度关注，但是，由于我国公民婚姻信息管理水平很低，婚姻登记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所以有些已婚妇女为生活窘境所迫，采取假婚嫁行为，“远嫁”他乡，甚至与再嫁的“丈夫”生儿育女，之后却裹挟钱财，潜回原来婚配的家庭。对重婚生的子女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

虽然这位12岁少年的母亲还不是这类骗婚的妇女，但在一些地区，确实存在一些“放鹰妇女”的身影，而且这类重婚现象，始终没有成为依法惩处的对象，结症就在于我们的社会同情这些弱势妇女。还在于我们对公民婚姻登记和婚姻信息检索滞后，婚姻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存在巨大漏洞。因此，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国家加强公民婚姻登记制度管理，完善公民婚姻网上登记信息注册制度，再加上公民身份证的规范管理和一系列打击假冒证件行动，必定会大大提高公民身份婚姻信息管理的有效性。按照ISO17799国际信息安全管理标准的要求，必须实现公民、企业社会组织信息管理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有了公共行政管理的精细化和标准化，可以相信，各种恶意的重婚、骗婚的现象，就会得到遏制以致于逐步杜绝，从根本上杜绝重婚生子女的出生，使少年儿童的权益得到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