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勇

2007年5月9日星期三

昨天，接受《河北青年报》记者采访，就“五一黄金周”期间各地发现一些大学生逃票现象，进行点评。

新闻背景：

五一黄金周结束了，“铁老大”迎来有一个客运高峰。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铁路客运中，总是免不了有逃票的身影。而今年黄金周最令人痛心的是，逃票者中有相当比重的在校大学生。针对这种现象，我谈了我的思考。

梁勇点评：

之所以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冒着被逮住的风险逃票，经济学的背景是孩子们穷。按照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人的心理需求层次的提高，是需要物质财富积累为前提的。如果一个月收入上万元的人物，你就是领着他走铁老大员工通道，他也不愿意落下逃票的恶名。这就是生产力对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基础作用。

从社会学来看，还是因为我们国家社会信用的缺失，社会化信息管理的缺失，我们还是一个“非征信国家”。如今我国社会出现的很多问题，包括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几乎都是因为相关的制度缺失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制度缺失有三：一是社会信用体系缺失，二是公共行政管理社会评价体系缺失，三是各个信息社会化整合机制缺失。

大学生本来应该最要信用的群体，但是，由于我国至今没有建立完善的公民和企业的社会信用体系，多以很多人、很多企业，不讲信用，不守信用，甚至一些守信用的企业和公民承担的社会责任重，付出的社会成本高，所以相互攀比。大学生看到一些逃票群体，有时候很划算，所以也跟着学。终归还是缺少信用意识的教育和相应的社会氛围的约束。

龙永图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某中国学子在德国留学，在上学途中每天乘坐地铁，德国地铁没人验票，这位夫子就乘机逃票，结果被电视监控系统发现，管理者并没有罚款，只是要求登记身份证件。此君以为逃票很划算，继续逃票，结果一再被发现，一再登记。到他毕业后到多家企业应聘时，虽然几乎所有考官都对他的表现频频点头，但是他没有收到任何企业的录用通知，后来一位中国籍的考官考诉他，他的多次逃票行为，使他个人信用下降到零，因此，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聘用一个没有信用的人。这就是一个社会信用完善的国家对国民行为代价的约束，甚至新纳粹分子的行为也纳入信用管理，所以为什么在德国没人闯红灯、没人从银行恶意透支，……。公民的行为文明首先是靠制度约束建立起来的。 列宁在《论国家》中曾经说过，在国家出现之前，人们的行为是靠习俗约束的，国家出现之后，人们的行为是靠制度约束的。即使是道德约束，也是需要把道德制度化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如果幻想仅靠道德能够治理国家，那还要国家机器干什么？没有制度约束的道德，是对道德的亵渎。

可怜的学子们，你们不知道公民信用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分量。我兼任若干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我问过学子们，他们的老师从来没有给他们讲过如此的社会信用问题，这是教育的可悲，也是信用教育的缺失。这个连你们老师都不懂的厉害的问题，很值得惊叹。

当然，铁老大是一个高度垄断的产业，部门垄断性的管理，也很难得到社会其它部门的配合，这种逃票的社会化约束机制可怕他们也从来不懂。

另外，有一个社会现象非常值得思考和玩味。如果说谁在铁路逃票，抑或是偷电、偷用供热管道的热水，公众很少表现出义愤，最多有人感到可悲――大学生居然逃票。如果是从商店逃电话费抑或其它商品款，绝对激起公愤。这为什么。垄断不得人心。我虽然不能为大学生逃票行为开脱，但是，不能排除有个别大学生逃票出于对“铁老大”垄断行业的不满。

看看这“铁老大”，一方面共和国投资，提高车速，改善列车环境，车辆水准确实提高了，人们出行方便了，这是人民的钱。但另一方面，站场的服务资源配置滞后，服务没什么起色，靠垄断地位几乎把服务的各个环节都商品化了：好一点的候车室休息收费，提前进站有托儿――收费，夏天开了空调还曾经收过费。国民的钱建设的本来应该提供服务的窗口都成了卖商品的盈利点，售票窗口也不是急游客之所急，而是急人情之所急。既然明明知道提高了运量，改善了列车，为什么售票、候车、进站的服务不改善一下呢？每每到了进站时分，大量游客拥挤一个进口，人民铁路就这样为人们服务啊！我看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广告牌，我感到害臊。

一流的列车，二流的管理，三流的服务，末流的口碑，正是对铁老大的写照。